精选26句胡适最著名的三句话

胡适最著名的三句话

1、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2、和越来越多的人相处，越要考虑怎样可以和大家合得来，既有自己的底线，又能与人为善，才是真正合群的生活。

3、这是1932年6月，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毕业生发表的演说。两年后他在参加其他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说：

4、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

5、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

6、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7、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8、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9、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10、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

11、他就是胡适。胡适这个名字，好像专是为民国而起。冥冥之中有姻缘似的。如果民国年代少了这样一位可爱人物。民国好像就不是民国了。

12、他勤奋著述，著作等身，一生拥有36个博士学位.

13、《纲鉴易知录》以纲目体编辑而成，被誉为《资治通鉴》的“精华版”和“扩充版”。

14、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

15、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6、几年来的战争，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我的奋斗》闯的祸，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反过来说，一句好话，也可以影响无数人。

17、1960年6月18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台湾成功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中将这三味药概括为“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

18、学者、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自幼进家塾读书，十五岁考取中国公学，十九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研究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哲学，1917年夏通过哲学博士学位考试后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

20、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21、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22、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

23、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24、钱穆先生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我们各自的自己”。

25、“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