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68句程颢程颐的思想主张
程颢程颐的思想主张
1、二程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们对宋明理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在《礼记》“礼即理”的命题基础之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天理说是二程对传统儒学的创新性发展。程颢自谓：“我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外书》卷《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二程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也叫做“道”，也叫做“天理”。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遗书》十一)。所谓“天”，指最高本体，认为“天即是理”，就是认为“理”是最高本体。
2、二程认为“礼”是孔门之教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论语·子罕》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也，圣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1－112页)
3、“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及评价原因： (1)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社会地位较低的士，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重用。他们代表本阶层或政治派别的利益和要求，提出自己的主张。 (2)政治和经济大变动，导致教育和学术领域也发生变化。社会上形成一些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学者和思想流派。这些学者和思想流派，被称为“诸子百家”。 (3)学派之间的互相诘难、批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各家彼此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 (程颢程颐的思想主张)。
4、《如果这是宋史》一书的作者曾说“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5、在中国早期众多思想流派中，有一部经典的经典，夏时称作《连山》，商时称作《归藏》，周时称作《周易》。这部以八卦及其符号为中心内容的经典，尽管带有巫筮文化的神秘色彩，但实际上是华夏先民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认识不断深化的记录，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而八卦符号又同伏羲乃至“河图”“洛书”相连接，都是中原思想文化的原生物，这一历史渊源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佐证。
6、儒学成为正统儒学兴起的原因： 汉武帝起用很多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士人纷纷研习儒家经典，儒学得以大兴。
7、这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动，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颐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站在面前，吃了一惊，说道：“啊，啊！他们两位还在这儿没走？”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而杨时和游酢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程颢程颐的思想主张)。
8、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礼记·乐记》中所谓的“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郑玄注曰：“理，犹事也。”而对于《礼记·仲尼燕居》中所谓的“礼也者，理也”，孔颖达疏曰：“言礼者，使万事合于道理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者，言古之君子若无礼之道理不妄与动。”可见郑玄、孔颖达都将理释为事、道理。准此可知，《礼记》中虽然礼、理并举，但其所谓的“理”还不是哲学本体论意义的范畴，与宋明理学中具有本体意义高度的“理”还有着本质区别。
9、 所谓九思，语出《论语》。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10、概况：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
11、 “九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君子有九件值得用心思虑的事：看要想到看明白没有、听要想到听清楚没有、神态要想到是否温和、容貌要想到是否恭敬、言谈要想到是否诚实、处事要想到是否谨慎、疑难要想到是否要求教、愤怒要想到是否有后患、有所得到时要想到是否理所该得。
12、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13、 “孝”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二程”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并做了自己的诠释。“二程”认为，从人子的角度来说，孝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在各个方面，概括来说有这样三点：一是使父母体安，二是使父母心安，三是事亲以礼。
14、 从此之后，儒学的每一次大变革几乎都离不开这片土地。
15、神宗初，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学《论语》、《孟子》则为“知道”，“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大学》、《中庸》亦不可不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总之，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16、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学主张。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
17、陆王心学陆九渊的思想主张： 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18、 当孩子的要用至诚之心来孝敬父母，诚为孝之本。
19、 原来他们是慕名来拜访河洛大儒程颐先生。然而，不巧的是，他们发现先生正在冥坐。管家发现他们站立门外后，连忙外出相迎，并邀请二人进屋。二人顿感进退两难：进，不忍惊动先生；退，又不忍放弃请教的机会。虔诚、迫切的求学心情让二人决定在门外静候先生。
20、 高尚的道德确立起来了，各种善行就会相应产生。
21、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 (1)主张走出家门，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 (2)著述《天下郡国利病书》。这部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俗、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3)影响：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22、实际上宋代许多学者对于“礼”与“仁”的关系有着与张载类似的理解和看法。如南宋学者张栻一方面认为“礼”是天的规则，必须遵循。只有践行遵循“礼”，才能“克尽己私”而复礼。他说：“克尽己私，一由于礼，斯为仁矣。礼者，天则之不可逾者也，本乎笃敬，而发见于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礼也。”(张栻：《论语解》卷六《颜渊篇》，《张栻全集》，165页)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盖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人惟蔽于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为人之道，故学必贵于求仁也。”(张栻：《洙泗言仁序》，《南轩集》卷《张栻全集》，752页)在张栻看来，“仁”是“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存于人，便是所谓“仁”。然则“礼”与“仁”在张栻似乎可以等量齐观，都是占有核心地位的内容。
23、这篇拙文的观点得到了当时许多与会者的赞同。会后，会议组委会将本次会议宣讲的论文结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时，甚至将这篇拙文编排于这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12月)拙文正式发表十余年来，虽然迄今还未见到对拙作进行正面批评的文章，但曾有多位学界朋友私下里对我的观点表示质疑。由此可知现代学术界对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个问题并未取得共识。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宋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考察和讨论。
24、《外书》，12卷，朱熹编定的是《遗书》的补编或续编，内容多系传闻杂记。
25、 笔墨丹青中国画中国画的发展历程： (1)彩陶画：《鹳鱼石斧图》是其中的杰作。 (2)战国帛画：《人物龙风图》《人物驭龙图》，造型准确，线条流畅，色彩绚丽，表明中国绘画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 (3)魏晋时期，顾恺之留下了《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传世佳作，提出“以形写神”，画人物要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 (4)隋唐时期，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创作出《游春图》《步辇图》和《送子天王图》等许多优秀作品。 (5)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6)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26、 它外表古朴、简陋，却记载着这样一段佳话：
27、《易传》又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4卷，是程颐注解《周易》的著作。以上《遗书》《外书》《文集》《经说》4种，在宋代均单独刊行，也有的合在一起刊行，称为《程氏四书》。
28、目的：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29、宋代程颢、程颐兄弟，今河南洛阳人，创新儒家学说，形成了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基础，其新儒学思想体系不仅接续了先秦儒家的道统与学统，而且又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长达七百多年；他们的思想还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如日本、韩国、越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0、 良好的家风家训传承，为“二程”兄弟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31、虽然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但是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二程认为，性的本然状态，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则“人欲”灭,“人欲”盛则“天理”衰。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全盘否定。
32、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产生的背景原因： (1)统治者支持：长期的混乱，不利于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宋代统治者倡导尊儒读经。 (2)儒家学者的努力：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3)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时期的朱熹，成就最为突出，所以“理学”也称为“程朱理学”。
33、 (2)在思想主张上，都强调意识第物质第同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34、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大我担当之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被国学大师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的话语，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古今圣贤都不可能做到，普通人更是无法企及的事情，只可看做是对知识分子的美好期望和精神鼓励的寄语。但当时北宋大儒张载不仅提了出来，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那么张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目的是为了什么？这是因为，到了北宋时期，面对中唐、五代以来武人当政引发的政局动荡，国家混乱的局面，北宋立国之初，就确立了文人治国的方针，一方面，虚外强内，削弱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提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这让文臣们扬眉吐气；同时随着门阀士族的消亡，大量庶族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权力中枢，希望通过参政理政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理想。北宋名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看作是北宋士人的集体宣言。［2］而大儒张载四为句的提出，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昂扬振奋，精神饱满的强大感召力，蕴含着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对苍生大众，对传承学问，对未来世界的一种大格局，一种大情怀。张载不仅提出四为句，同时也以他坚定笃实的行动，不断践行并超越着。1020年张载出生在长安，从小天资聪颖，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人们评价他是“志气不群”，“虔奉父命，守不可夺”。他十五岁丧父，成为家中顶梁柱，但他“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在照顾好家人同时，勤苦读书，希望博取功名，为国效力。但就在北宋康定元年，刚刚崛起的西夏国屡屡发兵侵扰大宋王朝，西北边境狼烟四起，难以安宁，仁宗皇帝急调范仲淹、韩琦等名臣战将赴西北边境，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辅佐安抚使夏竦加强西北边塞守备。看到国家有难，朝廷每年要用“赐”给西夏大量银两、丝绢、茶叶等物的方式，换得边境的短暂安宁。21岁的青年士子张载的心中甚是难以平静，他奋笔疾书，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范仲淹提出了九条建议和见解，陈述自己经略边疆的远大抱负和主张，并准备联合永寿的朋友焦寅，组织一支民兵，与西夏抗衡，夺回洮西一带的失地，在边疆建功立业。范仲淹为张载这个年轻学子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邀他到延州抗敌前线一叙。1042年春季的一天，经过十多天艰难的长途跋涉，张载终于在延州军府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范仲淹。在对张载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范仲淹告诉这个年轻人，武，固然可驰骋沙场、杀敌立功；而文，则可以传承大道、经纶天下，保万民享永世福祉。“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向他说明现在国家有难，但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还有整个国家的精神问题，如果精神不立，价值秩序混乱，再多的人也无法抗敌。范仲淹赠给张载一本《中庸》，希望他从此切入，研习儒学、重振儒学，作为国家立精神的事。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教诲，回到眉县横渠老家潜心钻研圣人之学问，勤奋苦读，后来就有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为天地立心”实质上就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赋予民众生命的意义。在危难时分为百姓代言，为人民说话。“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恢复自两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圣人之学，并且继承创新。“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万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张载直面唐末以来社会动乱中形成的“纲常废弛”的局面和佛老“空”“无”理论冲击下士大夫空言性命之学的现实，以及在一味追求科考功名的功利思想的影响下，深感儒家之学绝道丧的问题，“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意识。［3］四为句的提出，展现出舍“小我”而为“大我”的情怀，表现出一代大儒强烈的大我精神和勇于担当之美［4］。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高大伟岸的大丈夫形象矗立在人们面前。
35、措施：减轻田租、赦免自卖为奴婢者为庶人、让大量士兵回家，授予田宅，并免除一定的赋税和徭役等。
36、卢梭： (1)著有《社会契约论》一书，阐述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 (2)他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他同人民签订的契约，如果他违反了民意，人民就有权推翻他。 (3)卢梭还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
37、李贽的思想主张：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认为是非标准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
38、［8］林乐昌：《“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39、在中国，道是传统文化中极具魅力且分量最重的一个概念，道是理念、境界、智慧、力量、路径，是古老中国的文化密码。以大树比喻中国哲学，其主干是儒道互补，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之树的特征，而树根则是道家哲学。
40、二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41、 程颐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因故没有被录取，便绝意仕途，在家讲学授徒。程颐具有养物不伤的仁者情怀。一次，程颐在四川汉中陪朝中官员游三峡。在游白帝城时，京城来的官员叫来了轿子，让人抬着上山。程颐坚持不坐轿，走着上山。他看着官员被人抬着，抬轿的人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感慨地说：“吾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啊！”后来，程颐在皇宫给年幼的宋哲宗当老师时，他更是向宋哲宗灌输养物不伤的仁者理念，并将之推广到行仁政、广爱民。
42、进步思想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43、“礼”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礼”可以统摄“仁”
44、 “二程”十分重视家风家训的传承。程颐曾说：“天下之治，治家为先，家正则天下治。”因此，在继承祖宗立下的九思立德家训的同时，程颢还将祖上传下来的家训予以细化，写下了他对于后代的要求：“人有小过，以量容之；人有大过，以礼责之。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崇诗书，习礼仪，训子孙，宽奴仆。”
45、 程颐(1033-1107年)，程颢胞弟，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1086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曾与其兄同学于周敦颐门下，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著作有《周易程氏传》《遗书》《易传》《经说》，被后人辑录为《程颐文集》。
46、值得注意的是，二程对于“礼”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及其与“仁”的关系的认识非常复杂。二程有时认为“礼”在儒家思想文化中是“最切当处”；有时认为“礼”与“仁”二者地位相当，“礼”就是礼，而“仁”也是“理”。有时二程还认为“仁”可以统摄“礼”。如程颢曾说：“学者须先识仁。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第16页)程颢还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第14页)
47、二程创立的理学的核心内容，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修养观，“中、正、诚、敬、恕”立身处世原则，“公、德、仁、顺、和”治国理政之道和义利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一些经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诚心诚意、天理难容等)已融入人们的思想，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48、 《授时历》和四大农书 夏朝时，我国就有了历法《夏小正》，商朝改进为“殷历”。
49、▲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50、文艺复兴的背景： (1)出现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著名的工商业城巾。在激烈的竞争中纷纷采取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新兴资产阶级希望创造财富，他们重视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经营手段创造财富。 (3)教会严格控制着文化思想的发展。
51、包括二程与朱熹在内的许多宋儒，也往往把“仁”与“礼”等量齐观，都看作是“理”。他们有时把“礼”与“仁”看作是一体两面。这说明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仁”与“礼”同处于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
52、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53、 地开绝境，天留斯文。在良好的家风家训熏陶下，程氏后人和弟子中，人才辈出。
54、先秦儒家还将礼的起源归为大(太)一或者天。如《礼记·礼运》曰：“是故夫礼，必本于大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55、(3)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
56、2006年6月20—22日，浙江大学举办“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暨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宣读了我专门为这次会议撰写的论文《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的争论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肯定并论证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礼”。拙文指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它不仅包含了我国古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规范，而且还包容了与这些制度和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而可以进一步推论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57、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目前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所以，我们要强调与传统接轨，兼容其他文化的优秀精神，而没有必要一味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
58、道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由老子所开创，由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今河南鹿邑人。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本体及其运行的总规律，提出：道生万物、执一统众、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物极必反、和谐有度、保朴守真等思想与主张。
59、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
60、明清时期的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1)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2)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3)影响：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1、 二程从事学术活动多年，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特别是跟随程颐求学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中、吕大均、吕大临、邵伯温、苏口、尹焞、张绎等人。在这些人之中，又以杨时和谢良佐最为出色，此二人对洛学的贡献、对二程学说的承传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62、 有这样的爱民之心，无论是在山西晋城还是在扶沟，身为知县的程颢都大力推行五户联保，积极兴办乡学、书院，体恤民情、关心民政，所在县域往往得以大治。
63、综上所述，二程与朱子及其他宋儒在《礼记》“礼即理”的命题基础之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宋儒普遍承认和肯定“礼者，理也”这一命题。在程朱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本体，而“礼”则是与“理”相通的。从这一意义说“礼”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所当然的。
64、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因创始人墨子而得名。墨子，今河南鲁山人，共有十项基本的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此外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墨家也有卓越成就。墨家的主要思想汇集在《墨子》中。
65、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在学术上，程颢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同上)。
66、大程的工夫论，是由体认本体入手，其作《识仁篇》，首先就提出“学者须先识仁”。《识仁篇》是回答吕大临叩问工夫而说的。吕大临本为张载门下，张载殁后受学于二程门下，但又固守张载之学。张载之学，以变化气质为先，非常重视工夫，而且工夫下得极为艰苦卓绝，其具体表现即在“防检”与“穷索”上。程颢在《识仁篇》中既提出“学者须先识仁”，又告诉吕氏“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所谓“识仁”之“识”有体认的意思，而“仁”在明道那里具有本体的地位。因此，“识仁”也就是体认本体。即，如果能在仁体流行之处当下识得此心此理，则只需在此心地上下工夫，即“以诚敬存之”，就不须要“防检”与“穷索”。吕氏之所以要“防检”，是因为心有懈怠，但如果此心“纯亦不已”，“敬则无间断”，又何懈怠之有？又何须多此“防检”之工夫？之所以要“穷索”，实因见理不明，但如果识得本心就是天理，又安待“穷索”！所以大程的工夫论，是以本体属工夫，即本体即工夫，识得本体，则工夫皆自然之工夫。在大程青年时代的作品《定性书》中，也同样揭明了这样一种工夫理论。按书中说法，工夫入手处不在于“规规于外诱之除”(这正是吕大临所谓的“防检”“穷索”)，而在于“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也就是说，若能以大公之心来领会天理本体，则日用之间，通过观此流行之体即可达到物来顺应。
67、 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