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92句论语全文文本
论语全文文本
1、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2、《國語》引文表明，“語”體具備“明其德”的性質和功能。依照三國吳人韋昭的注，語乃“治國之善語”。(9)所以，《論語》之“語”在文體性質上屬於孔門“治國之善語”(即使修身也是從治國立意的)，旨在講明孔子之德，以期用之於當時、傳之於後世。《周禮》引文，漢儒鄭玄注謂：“發端曰言，答述曰語。”(10)可見，早期的“語”體具備答述的文體形式，《國語》本身也是這種體式的代表作。除了國別分類的“語”體外，基於卿士大夫家分類的“語”體則有《論語》。當然，《國語》中很多材料可能取自於作為卿士大夫家乘的“家語”，比如《晉語》中的范氏訓子部分。我們認為，《論語》正是早期“家語”形態的孑遺和代表。(11)這種“語體”沒有集中論說的主題，依照答述的對象、目的、內容和相關情況來編排，篇題多取篇首詞而成，因言議事。(论语全文文本)。
3、“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贤人，应该向他学习、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应该反省自己有没有与他类似的毛病。(论语全文文本)。
4、补充材料：孔子周游列国时，屡遭打击，他的学生虽然也有过怨言，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他。孔子也很欣慰，不时地赞赏过他的这些学生们。
5、简牍上为什么要有分章符号？质言之，避免各章文字淆乱。也就是说，当各章文字编排在一起时，分章符号就有了用武之地。反之，如果各章文字不编排在一起，分章符号也就没有意义了。余嘉锡曾指出：“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12)如再进一步言之，古书的早期形态，应该是由章而篇；由篇而书。尤其是像《论语》这样“各有所记，……相与辑而论纂”(13)的著述，应该是在简牍上先形成一段(章)文字，作为独立单元而存在，然后再将它们缀合起来，系统化为书。这样，当每一章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而存在时，无论撰写还是抄定，就不需要分章符号。
6、自古以来凡是名人志士或有成就的人，无人不读《论语》。《论语》全文15900字，共计20篇，492章，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集，自战国时期成书以来，代代相传，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
7、(28)見《孔子的樂論》附錄一《孔子與音樂資料選輯》，第121-123頁。
8、其不善者而改知。”这句话是令我感悟最深，受益最多的。它的意思是说：要学习别人的长处，用别人的短处来反省自己的不足，并且改正。
9、简介《论语》(整体把握语言特点，明确学习目标)
10、(21)《孔叢子·嘉言》載：“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見《孔叢書校釋》卷傅亞庶撰，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頁)
11、蕅益大师，法名释智旭，明末四高僧之是净土宗第九代祖师，数百年间难得一见的博学高僧。他十二岁跟随老师学习儒家经典，就以千古圣学传人为自任，而且在梦中与孔子、颜回会晤，写了很多反对佛老的文章。十七岁时，读了莲池大师的著作，才知道自己错解了佛法，从此至心佛门。
12、那么，孔子为什么没有当面评价冉有和公西华？
13、此言雖出自子夏，然亦承孔子而來，直接講“鄭聲淫”，似類《論語》之演義也。
14、攻：治，治学，致力于学习研究。比如“攻金攻木”，就是专攻、治之义。如果解作“攻伐”，则“攻乎”似不辞，仍做“治”讲。
15、摘要：細緻對讀《禮記》文本，有助於蠡測《論語》文句語脈和原意。小文從《論語》、《禮記》之異同比較入手，分析兩書在成書性質、思想內容和文體書例上的各自特點和相互關聯，揭示出《禮記》的對讀價值。選取《樂記》篇作為例子，細緻對讀《論語》中的八章，力求在禮樂文明的語脈下深入討論《論語》文本理解的相關問題，為《論語》解讀提供一種可能路徑。在此基礎上，小文反思近些年《論語》文本解讀的目標和方法問題，以期有益於《論語》更進一步的研究。
16、《論語》和《禮記》諸篇雖然都成書於春秋、戰國之時，並經過七十子後學的記錄編纂，但兩書性質仍然不同。關於《論語》一書的性質，漢儒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的論述為大家所熟知。班氏說：
17、(5) “三省吾身”一句中，甲骨文中的“省”的主体是一只眼睛，而一个箭头直射眼睛，说明什么？(要注意观察自己)看清别人的弱点容易，但看清自己的弱点就不容易了，所以需要多次反省。曾子所反省的内容与前面孔子所说的内容有什么相同？(强调了对别人、对朋友要讲诚信，学习的知识要反复复习)“传”字在甲骨文中的本字就是两个人传递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被密封了起来，说明非常重要。这个字本来指传递信件，也可以引申为重要的物品。因此，必须不能遗失，就需要人们手把手传递，少了一个人都传递不到目的地。同样，我们的学习也要按时，不能有一天懈怠。“温故而知新”一章中，“故”指旧的知识，“新”指新的理解与体会，为什么温习旧知就会得到新体会呢？我们看“新”的甲骨文，指砍掉树木的旁枝，以便它长出新枝来。学习也同样如此，我们对旧知识，要如同给大树修枝一样来整理它，就会发现了规律，新知识也会如树木般长出新枝来。“为”的甲骨文，是指用手牵大象的鼻子，使大象成为驯服的家畜。同样，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也可以成为老师，主动地获取新的知识。“思”字从篆文来看，是由头与心组合而成的，在古人看来，头与心均能诞生思想，是什么可以自头脑至心，贯穿不绝呢？(人的想法)“罔”就是陷阱，从篆文来看，人陷在罗网之中，没有一个缺口可以使自己逃出去，因此光学习不思考学习的意义，只能让自己被大量的知识缠绕起来，无法挣脱。“殆”的篆文指一个人站在了高台之上，四周无依无靠，那你说会有什么感觉？(恐惧)因此文中解释为有害的。一个人总是胡思乱想，就会有许多害处。“善”的篆文由“羊”与“言”组成，原意是指吉祥，这里就是指人的优点好处。子夏的话与上文有什么联系？(补充说明了学习的内容应广博，学习的态度应诚实，还要多提问，多思考，是学习的基础)(学生活动：根据自身经历，说小故事解读这些内容)
18、但陈氏所提出的观点，受到了后出文物的有力挑战。属于西汉前期的阜阳双古堆《诗经》简，约合汉尺一尺至一尺二寸。(22)有学者指出，它证明“汉初的简册制度与后来并不相同”，“至少在武帝之前不大可能有统一的规格。”(23)熟悉简牍文书的人都知道，简之长短往往与其重要性成比例。王国维概述为：“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24)按照这样的思路，随着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因其尊崇地位，而增加简长，似乎很是顺理成章。而且武威《仪礼》也以铁一般的事实，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然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仅是一面之事实，另一面的事实是，在西汉中后期之后，经籍简并非都遵循着“简长为二尺四寸，容字60”的制度，它们在书写形制上还有着另外两种值得注意的规格。
19、(35)关于这些问题，可参看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其，这。乐，乐趣。
21、24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22、“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昌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候之至也。”
23、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易》作为群经之首，其中通于天道天命的成份相较于其他数经最多，这个不难以理解。然而孔子何以说“可以无大过矣”呢？这可以结合孔子离鲁与返鲁心态对比可以窥见一二。孔子离鲁，信心满满，想着以自己大才，见用于诸侯大国，易如反掌。孔子坦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实际境况却是困于陈蔡之时，夫子却问弟子：“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孔子而言，自己所抱在巨大希望的，且非常自信的复礼施政能力，为何不被诸侯所用。这其中的缘由，不是《书》《诗》《礼》诸书就可以得到答案的，孔子离鲁时，并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只有在不断的挫折中，才渐渐明悟。社会表现上的礼乐崩坏，子弑父有之、臣弑君有之，孔子复礼，单纯从礼、从道德政教的角度理解是不够的，而应该去探寻这其中深层的社会结构发展的趋势问题。历史有其独立的发展方向，地主阶层的出现及发展壮大不可抑制。孔子没有找到协调这个新兴阶层与社会整体关系的方式，所做的是希望以周礼抑制这个阶层的发展，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然而从孔门弟子身上却看到了他们与新兴地主阶层的不断适应的努力。宰我死于齐国大夫之争；冉有为季氏家臣；子路死于卫；子夏移居晋地，教授李悝、段干木诸弟子。孔子弟子们的选择，与孔子的主张是有巨大差异的，这是历史演进过程赋于士君子的命运。然而孔子晚年时，才逐渐看透这其中关节，所以才能预测子路之死；才能下定决心以删述六经。而孔子认清这个事实，我认为与读《易》是有大关系的，孔子通过《易》之变易而知天命运行的方向。而孔子删述六经，作春秋、孝经则可看作是其看到《易》之不易之道，而以文献保存大道理想。
24、(10)《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87頁。
25、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26、(23)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简册形制及书写格式之蠡测》，《出土文献研究续集》，第196页。
27、1740年后，郑板桥创作兰、竹、石等绘画作品
28、今天给您推荐的《论语》版本，恐怕熟读多遍的人看了，也会觉得别开生面，这是一本两千年一遇的珍奇善本，经得起时光的洗练。
29、例《子罕》云：“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30、(5)國武案：《論語》與《禮記》一類文獻相同、相近的文句比例很小，但字句文義、對話場合等的相關性卻很高，似乎表明二者都抄自更早的孔門記錄。
31、今本《樂記》是劉向從原本《樂記》二十三篇中選編十一篇加工成一篇的。據鄭玄《禮記目錄》所引劉向《別錄》，今本《樂記》僅含原本《樂記》十一篇，各篇篇題分別為《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和《魏文侯》。其他失傳的十二篇，分別是《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招頌》、《竇公》。(16)從篇題來看，《樂記》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隱括大義之篇題如《樂本》，一是取篇首詞之篇題如《賓牟賈》，後者成書可能比前者要早。(17)至於，劉向舍去後十二篇而取前十一篇的詳情(今本《樂記》稱“章”)，有待進一步研究。
32、 (原文)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33、四个人的志向一比较，显然曾皙的志向最小。孔子为何当面赞成他呢？这自然不是鼓励之意。孔子听完曾皙的回答，“喟然叹曰”，这“叹”从何而来？孔子此时已经年逾不仅“耳顺”，而且已经“知天命”“不惑”，这一切都来源于孔子自己的生命体验。拿“四十不惑”来说，自己活到四十岁，发现有些事情因为年龄、自身条件，还有时代的因素，已经无法做成了，基于这些条件，只能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因此对于是否做其他事情，不再有疑惑了。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这是人生规律。孔子能做什么呢？礼乐教化，曾皙的这种小范围的祭祀不正合孔子此时的人生志向吗？这是孔子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否定其他弟子的意思。
34、摘 要：所谓文本精读，既要细读文本的每一个文字，更要读懂文字背后的思想，领悟文字蕴含的智慧。精读《论语》，一要遵循正确的阅读原则，二要选择精当的《论语》读本，三要掌握有效的阅读方法；“先拟标题，再编目录”，是让《论语》走进学生心灵的有效方法。
35、此段是講先王如何拔亂反正，與孔子正樂之舉頗相類。《樂化》章又云：
36、译：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然后才能成为君子。”
37、(2) 结合具体故事，深入浅出，理解各章含义。
38、16子曰：“不有祝鲩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39、第一列：孔子曰：“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富，‘苟美。’△子□□”
40、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41、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42、(42)胡鸿：《〈张侯论〉源流考辨》，《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99页。
43、“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44、总之，西汉中期以来，60与20多字很可能是经籍简书写时的两个重要参数。但汉代的《论语》简在形制和容字问题上，与它们并不一致，反映着另一种文本状况。下面，就以此为立足点，围绕着海昏《论语》所体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45、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46、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旧的知识。新，新的见解。可以，可以凭借。为，成为。而，表示先后关系，可不译，也可译为“就”。
47、21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48、我们知道，在汉语中，“知”与“智”是内涵、外延不同的两字。但可注意的是，在今传本《论语》中，二字统一为“知”。这种写法不是魏晋以后何晏等人的改动，而应该是规范之后的汉代经学通例，理由在于，熹平石经《论语》也都写作“知”。由于学界公认熹平石经为《鲁论》本，(47)而且这一文本在文字上已经统没有“一字多形”的现象。相较之下，时间更早，且偏于《鲁论》的定州本，则“智”、“”、“知”三字混用，由于“”为“智”的异写，质言之，“知”、“智”混同，是其特点。这说明西汉中期以来，《鲁论》系统对于“知”、“智”二字有一个由混用逐渐整合为“知”字的过程。
49、 (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50、曾皙之所以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他的理想与前三个人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却被老师赞同，心中疑窦丛生。曾皙没有向老师提出读者都想问的问题：“唯点则邦也与？”难道曾皙讲的是国家的事吗？
51、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52、对于子路，孔子是公开表态——“夫子哂之”；对于冉有、公西华，孔子虽然当面没有任何表示，在他们走后才作出了评价，至少不是否定的。对子路进行公开表态，可以理解。《论语·先进篇》有这么一段话：“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闵子骞站在那里，一副和悦恭敬的样子；子路呢，一副刚强负气的样子；冉有、子贡则是一副温婉从容的样子。于是孔子说：像子路这样子，大概难得善终。果不其然，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夫子哂之”，何尝不是一种爱护呢？对于冉有、公西华没有做出公开评价，是因为孔子对冉有、公西华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53、考察出土文献，就尺书的容字而言，一般满简书写要在30甚至40字以上。(26)但倘要写得疏朗一些，也可以是20多字，如阜阳《诗经》每简容字10至50左右不等。容字为那主要是因分章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如海昏简“雍也可使南面”章，就因一章字数少，9字为一简。但阜阳简的特异之处在于，“凡《诗经》每章十二句者，用两支简写一章，每简约写25字左右。”(27)《诗经》一般四字一句，“每章十二句”，正文共计有48字，再加上标题，只有50字左右，是完全可以在一支简上写毕的，可偏偏要用两支简。需知简牍与纸本的一个不同就在于体量较大，这样增加一倍的篇幅，怀持不便，要耗费更多的气力。一般来说，不惜成本甚至是体力，使得简牍体量增加，在版本上也就更为讲究，应该属于重要文本或善本的规格，就如同后世古籍中的大字本，比一般文本更为珍贵。也就是说，每简25字的容字量应是一种特意的安排。而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作为一种制度或者习惯，要以20多字一简的尺书来显现文本的特异与价值，尊崇的经书简最有担荷的资格。
54、較早，李零先生指出：“大小戴雖為漢人，但他們傳的《記》，除個別添油加醋，很多都是來源於孔壁古文《記》，原來並不叫《禮記》，稱為《禮記》是因漢代禮家傳授它。這些用古文寫成的《記》，應當是戰國古書。它們中的很多篇，其實和《論語》一樣，也是孔門師弟間的談話記錄。如果我們承認《論語》是出於孔門的再傳弟子，年代最早也就是成書於戰國早期，而古文《記》，現在從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看，也是戰國中期就已存在，它們之間的關係就非常近，不但有可能前後相繼，甚至就連共時的可能也不是沒有，恐怕還是放在《論語》的同時或《論語》、《孟子》之間更合適。”(3)由於郭店、上博簡《禮記》類文獻和《論語》在成書時間上相距不遠，傳世《禮記》諸篇與《論語》的聯繫應該比《孟子》這樣的書還要密切。
55、1孔子于乡d，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2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3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4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5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6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7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8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9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10食不语，寝不言。11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12席不正，不坐。13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14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15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16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17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8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19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20君命召，不俟驾行矣。21入太庙，每事问。22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23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56、曾皙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于这句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这是描述春游的情景。晚春农历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定了，和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少年，在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回家。第二种解释说，这是一种祭祀仪式。即使到了春天，河水其实还是很刺骨的，在河里洗澡并不现实。
57、结合北大《老子》号称“善本”的事实，大概汉代的先秦典籍善本应该是以使用古字为一大特点的。海昏本也应是善本，用“智”而不用“知”，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海昏简牍的特别之处在于，竹简上虽一律作“智”，但在木牍之上却写作了“知”，成为所见文字中的例外。(49)难道它和定州本一样，也是古今字混用？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有混用情况，可能比例上也不会太高，应是误笔所致。因为无论是竹简还是孔子衣镜上的文字，已具有一定的覆盖面，却都是规整统一的，无“一字多形”的现象，看起来它后面是有一定规范的。这种差异的产生，在笔者看来与文本性质有关。我们注意到，与竹简，甚至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不同，木牍上的文字很可能属于个人笔录，文字也较为潦草，为私人文本。在这样的本子上进行抄写时，用当时通行的“知”，而不是古字“智”，则不仅正常，还可反映出汉代用“知”字的普遍性，这或许也是后来《论语》文本全部被替换为“知”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58、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59、要善于向他人学习。不善于向他人学习的人一定是愚蠢的人，不善于向他人学习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愚昧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也必定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这是一条真理。
60、(28)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01页。
6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62、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孔子的思想智慧，时至今日依旧发挥着作用。
63、此段主要講大樂同和、大禮同節，禮樂、和節對舉實乃常例。合而觀之，“禮之用和為貴”章也應該屬於禮樂對舉。至於“先王之道，斯為美”一句，在《大戴記·虞戴德篇》有相似句子，應為當時的熟語，有子傳述孔子之語。(20)檢《樂論》章云：“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此所謂“先王之道”，亦即禮樂相須之道。而“斯為美”的“斯”，指“禮之用，和為貴”，對應即為“禮樂”。
64、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65、子夏说：“一个人能够尊重贤者而看轻女色；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即使他自己说没有学过什么，我也一定要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66、阅藏知津丨 通识讲座 丨 讲习班 丨博雅沙龙
67、这样的长度，与前引文献中所谓《论语》用“八寸策”正相呼应。这种简长，写60字是绝不可能，加之前已论及，20多字一简为经籍重要参数，所以我们看到，八寸简容字20多，在简本《论语》中最为常见。可注意的是，《论衡·正说》指出，周代“以八寸为尺”，《论语》用“八寸策”，应是过去传统的遗留。王国维甚至提出，“诸子”虽号称“尺书”，但“此尺书亦当以八寸尺言，则诸子亦八寸策也。”(31)从某种程度来说，八寸简，最早应该是“尺书”的派生品。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八寸也好，一尺也罢，它们皆有伸缩，所以我们采取了一尺至一尺二寸；六寸至八寸之间这样的说法，在此不可过分计较二尺之间的微小差距。除了它符合出土材料的实际状况之外，更主要的考虑在于，尺度在历史上的动态变化，以及千年后竹木的残损、缩水和变形等变量因素。所以，前引《论语》简虽都不到八寸，但那不能算是汉代时的实际情形。一般来说，历史上的简策比出土时都应稍长一些。而这些长度不管是一尺还是八寸，容字20是极为重要的参数。而海昏简《知道》篇正符合这一数据，应该是当时《论语》容字的常量。
68、17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69、4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70、结合《论语》文本及诸家注疏，本章在孔子周游列国回鲁后所说的概率较大。《左传鲁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爱读书，鲁国典藏书籍，最迟在其摄行相事时已经见过。然而当时孔子未必有韦编三绝、著《十翼》玩《易》的状态。返鲁后，孔子为鲁国国老，主要精力在删述六经，以文本为手段，为后世存续先王道统与理想。而在重读《易》时，孔子对历史发展的认知也更加清晰。孔子老年，终于知道“道之不行”的原因。道之不行，不在于孔子出仕与否。居素王之位，而能推行大道政治，必有特殊政治环境作支撑，而孔子的时代，君臣离德，权力结构错位，是不可能支撑孔子实现“变法”复礼的。
71、(40)黄怀信：《今本〈论语〉传本由来考》，《文献》2007年第2期，第76页。
72、“《论语》并非一部成熟之作，而是一部未经整理的课堂笔记。”——钱宁
73、我們知道，《禮記》諸篇在《論語》對讀文獻中利用率最高。如果加上新出儒家簡中的《禮記》類文獻，《禮記》文本的對讀價值更高。(2)《論語》、《禮記》兩書在成書性質、思想內容和文體書例上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繫，相近的字詞句式、對話記事和義理觀念隨處可見。像收入《小戴禮記》中的子思所作諸篇以及其他通論、制度篇目，收入《大戴記》中的《曾子》十篇、《孔子三朝》七篇，歷來是解讀《論語》文句語脈和原意的重要參照。盡管前賢時彥在利用《禮記》對讀《論語》方面做出過不少成績，但是全面、系統地利用《禮記》文本來解讀《論語》文句還有拓展的空間。
74、子夏的这几句话意在重申孔子的观点：修德必须重视实践。在他看来，德行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才能摸索出真正的学问，这与掌握了多少文化知识并无太大的关联。
75、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76、从篇题与分章形态看《论语》及早期文本的篇章结构问题
77、(43)《汉书·艺文志》载：“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颜师古注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杨军等也指出：“海昏侯墓竹书《论语》当传承自昌邑中尉王吉。”(《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文物》2016年第12期，第74页)
78、《论衡·书解》曾言：“诸子尺书。”一般都认为，“尺书”是诸子及一般书册的规格，但事实上，有些六经之书很可能也是如此。这一点，不仅阜阳《诗经》简可为佐证，还可注意的是，《仪礼·聘礼》孔疏引郑玄《论语序》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三分居一又谦焉。”阮元《校勘记》云：“此云尺二寸，乃传写之误，当作二尺四寸。”理由在于，二尺四寸的三分之才可能是八寸。王国维进一步补充材料，确认“尺二寸”为“二尺四寸”之讹，并指出：“郑之所以知六经策皆二尺四寸者，亦第据《钩命诀》所云《春秋》策推之，并未亲见六经策。”(25)但笔者以为，以一尺二寸简来写经，未必有错。因为从文字书写角度来看，“尺二寸”三字是很难讹写为“二尺四”的。在笔者看来，“一尺二寸”与“二尺四寸”两种规格都存在过，很可能是郑玄或后人在合并所引文字时，出现了错讹。也就是说，经籍与其他古书一样，最早也是以“尺书”书写为主，后虽因地位抬升而有所加长，但它并未完全替代尺书形制。
79、(2) “之”与“下车引之”的“之”用法一样，都是代词，所代内容根据文本而定。“学而时习之(代学习的内容)”，“知之者不如好之(代学问和事业)者”，“曲肱而枕之(代胳膊)”，“择其善者而从之(代优点)，其不善者而改之(代缺点)”。
80、20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8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82、与今传本及其他文本的《论语》相较，海昏本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异文。就本论题来看，两方面的文字差异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文句的错讹；二是古今字问题。对它们的深入讨论，可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汉代《论语》文本变化的轨迹，由此对相关问题获得新的认知和更加深入的了解。下面，具体论之。
83、 (翻译)孔子说：“一个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就好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它靠什么行走呢?”
84、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85、译：孔子说：“君子合群但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但不合群。”
86、但在这一范式建立的过程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侯本形成于元、成时代，他所依据的鲁《论》本，在宣、元时代已定型，比海昏本所在的时间还稍晚。此时如果吸纳了海昏本所在的齐《论》成果，断不至于有此种讹误发生。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自宣、元以来，鲁《论》系统不仅未断，而且一直强大，今传本中出现问题，应该不是鲁《论》内部传抄所致。根源很可能在张禹及其之前的鲁《论》之上。我们注意到，张侯本虽以鲁《论》为本，但它得到推重，更在于融合了齐《论》的优长之处，《张禹传》曰：“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其中王阳不仅是齐《论》最重要的传人，也是昌邑中尉，刘贺的《论语》应该就是来自于他。(43)但看起来，在整合齐、鲁的过程中，张禹并未将齐《论》的优长完全纳入，至少在“子游为武城宰”章中，“采获所安”是不能成立的。而随着张侯本日益成为范本，“余家浸微”之下，在汉代，齐《论》虽未马上消亡，但衰微已成为不可扭转之势。在此情形下，至汉末，齐《论》虽仍存在，但应有所残缺，而不是当年的形态。我们知道，汉末的郑玄是《论语》学史上进行文本整合的又一关键性人物，《论语集解序》曰：“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郑玄依旧沿用“焉耳乎”的语辞及解释系统。可见此时不仅鲁《论》有误，原本不误的齐《论》也有缺失，否则以郑玄的博通及学养，不可能不订正讹误，再现原貌。所以，此章文字虽少，却可反映背后的文本变化轨迹，的确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87、夫子所述，文字久远，圣迹难寻，后人欲得圣人精妙道法，唯以心相参。圣人之学，中正平和之气绵绵不绝，体圣人之道，必不离于中正平和之气。圣人之心，包罗四方，观心不失广袤悲悯，几不离道也。我辈读圣人之言，自有本心用处，本心能守中正平和，能体广袤悲悯，即是有得，即践圣人之迹。读圣人书当以此心为镜，以心映心，而后知圣心博大。
88、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89、熟悉经学史的人都知道，汉魏时代是《论语》文本发展和定型的重要阶段，今传本中的很多问题都直接溯源于此。具体说来，汉初以来，齐、鲁、古三《论》并立，至西汉元、成时代，张禹以鲁《论》为本，统合齐、鲁，建构了所谓的“张侯本”，并成为后世今传本的源头。《张侯论》盛行至东汉后，郑玄又结合古《论》，对文本做了统一整理，在此基础上，魏晋时代的何晏撰作集解，不仅最终构筑了今传本的规模，也使得此前各文本的差异在整合中逐渐消弭。再进一步言之，由于魏晋以来的今传本是糅合汉代各《论》而成的文本，故而，仅仅依赖传世文献，无法对文本流变的动态过程获得清晰的了解。由此，出土文献备受学者的重视。此前，河北定州八角廊刘脩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已获关注，而同为宣帝时代，且在时间点上稍早一些的海昏侯墓再次出土同类文献，无疑为学界提供了进一步细化研究的资料。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定州本是“以《鲁论》为底本”，“一个比《张侯论》更早的融合本。”(④)它与汉末的熹平石经本为同一家派，而海昏本偏于《齐论》，此前从无完整文本出土，在比勘与研究中，其巨大的学术意义毋庸置疑。
90、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91、江谦先生是民国硕儒、近代著名教育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始人。他早年皈依民国高僧谛闲法师和印光法师，和弘一大师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通晓佛法。